眉山文脉传千古：苏洵与北宋文坛的晚成传奇

嘉祐元年（1056 年）深秋的汴京城，一场秋雨刚过，空气里满是凉意。六十岁的翰林学士欧阳修手持一卷《权书》，坐在窗前反复品读，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击节赞叹。当读到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时，他不禁起身踱步，对身边的人感叹：“此等雄文，当出自饱经世事之辈，没想到竟来自蜀地一位中年士子！” 这位让欧阳修如此推崇的文人，便是年近五十才携子入京的苏洵。从眉山乡间的浪荡子弟，到中年发愤的苦读儒者，从《六国论》的纵横捭阖到 “三苏” 同列文坛的佳话，苏洵用 “大器晚成” 的人生，在北宋中期的文坛上书写了一段独特传奇。他的文字里藏着对历史的深刻洞察，更凝聚着蜀地文脉的深厚底蕴，而他对苏轼、苏辙的教育，更让苏家文脉得以延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美谈。

一、眉山少年：从游学四方到幡然醒悟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的一个书香世家，苏洵降生。父亲苏序是当地有名的乡绅，为人豁达，喜好读书，虽未入仕，却在地方上颇有声望。苏洵是家中幼子，上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兄长们都勤奋好学，苏涣更是在天圣二年（1024 年）考中进士，成为苏家第一个做官的人。

少年时期的苏洵，却与兄长们截然不同。他天性聪慧，却不喜科举应试的刻板文章，反而对历史、兵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十五岁时，他便开始四处游学，从眉山出发，游历成都、重庆等地，探访名山大川，结交江湖豪侠。有次他在成都结识了一位退役老兵，老兵向他讲述了许多边疆战事，苏洵听得入迷，回家后便开始研读《孙子兵法》，常常对着地图推演战术，甚至还自己撰写了几篇兵论。

父亲苏序见他不务正业，多次劝说：“你兄长已考中进士，你也该专心科举，为苏家争光。” 苏洵却不以为然：“科举文章多浮华空洞，非我所愿。我要学的，是经世济民之术。” 二十岁时，他在家人的催促下参加科举考试，却因文章不符合应试规范而落第。这次落第并未让他消沉，反而更坚定了他 “不随世俗，潜心治学” 的想法。

此后几年，苏洵继续游学四方，足迹遍布蜀地。他曾沿着长江东下，到达荆州、武昌等地，考察当地的地理形势和民生状况；也曾深入秦岭，探访古栈道，感受历史的沧桑。这段游学经历，让他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让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游记中写道：“蜀地虽险，然百姓疾苦却鲜有人知。官吏贪腐，赋税繁重，若长此以往，恐生祸乱。” 这些观察和思考，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天圣九年（1031 年），苏洵二十五岁，娶了眉山名士程文应之女程氏为妻。程氏知书达理，对苏洵的治学之路十分支持。婚后，苏洵虽仍未放弃游学，但也开始收敛心性，将更多精力放在读书上。他在眉山家中修建了一座书房，取名 “来宾馆”，收藏了大量书籍，从经史子集到兵法谋略，无所不包。每天清晨，他便来到书房读书，直到深夜才休息，有时为了一个历史问题，甚至会查阅数十种典籍，反复考证。

然而，真正让苏洵 “幡然醒悟”、决心专心治学的，是在他二十七岁那年。当时，他的长子苏轼降生，初为人父的喜悦让他感受到了责任的重量。有天晚上，他看着熟睡的儿子，又想起自己多年来一事无成，不禁心生愧疚。他对妻子程氏说：“我已二十七岁，若再蹉跎岁月，不仅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孩子。从今往后，我要发愤苦读，为孩子树立榜样。” 从此，苏洵彻底放弃了游学，闭门苦读，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 “寒窗苦读” 生涯。

二、中年苦读：十年磨剑的治学之路

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五岁，是苏洵治学最刻苦的十年。这十年里，他几乎断绝了所有社交，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在 “来宾馆” 中读书、写作。他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治学计划：清晨研读儒家经典，上午钻研历史典籍，下午撰写文章，晚上则复盘当天的学习内容，整理读书笔记。

为了打好学问基础，苏洵从儒家经典入手，精读《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等典籍，不仅要求自己能背诵，更要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他对《论语》中的 “仁政” 思想尤为推崇，常常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思考如何将 “仁政” 理念应用到治国理政中。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仁政者，当以民为本，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若官吏贪腐，赋税繁重，虽有仁政之名，却无仁政之实。”

在研读历史典籍方面，苏洵尤其注重《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他不仅关注历史事件的经过，更注重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以及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对战国时期的历史特别感兴趣，常常为了一个历史细节，查阅多种史料进行考证。例如，为了研究 “六国破灭” 的原因，他不仅通读了《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秦本纪》等篇章，还查阅了《战国策》《左传》等典籍，甚至还参考了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反复分析和思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为后来撰写《六国论》奠定了基础。

除了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苏洵还广泛涉猎兵法、谋略、文学等领域的书籍。他精读《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兵书，对其中的战略战术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常常结合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分析兵法理论的实际应用。他还喜欢研读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作品，学习他们 “文以载道” 的写作风格，摒弃当时盛行的 “西昆体” 浮艳文风。他模仿韩愈的《原道》《原毁》等文章，撰写了《原性》《原弊》等作品，在文中阐述自己对人性、社会弊端的看法，文风质朴，说理透彻，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

十年苦读期间，苏洵不仅注重吸收知识，更注重将知识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包括政论、史论、兵论、书信等，其中不乏佳作。例如，他的《几策》一文，分析了当时宋朝面临的 “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并提出了 “裁汰冗官、精简军队、减轻赋税” 等改革建议，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展现出了他对国家大事的深刻洞察。

然而，苏洵的治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举应试训练，对科举文章的写作规范并不熟悉，因此在他三十五岁时，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依然落第。这次落第让他十分沮丧，甚至产生了放弃科举的念头。妻子程氏安慰他：“你的学问早已超越科举文章，何必执着于科举功名？不如专心治学，写出传世之作，一样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妻子的鼓励下，苏洵重新振作起来，他决定不再为科举而读书，而是为 “经世济民” 而治学，致力于写出能反映社会现实、具有思想深度的文章。

三、携子入京：文坛新星的崛起

庆历五年（1045 年），苏洵四十岁，此时他的次子苏辙也已长大成人。苏洵意识到，眉山地处偏远，不利于自己的学问传播，也不利于两个儿子的成长。他听说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汴京大力倡导古文运动，便决定携子入京，一方面希望能得到欧阳修的指点，另一方面也想让两个儿子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出发前，苏洵精心整理了自己多年来撰写的文章，挑选出《几策》《权书》《衡论》等代表作，共计二十二篇，准备呈给欧阳修。他还特意为两个儿子制定了学习计划，要求他们在途中坚持读书、写作，不得懈怠。从眉山到汴京，路途遥远，需要经过成都、汉中、长安等地，全程近两千里。在途中，苏洵一边督促儿子们学习，一边继续观察社会现实，收集写作素材。他看到沿途百姓因赋税繁重而流离失所，心中十分感慨，写下了《途次长安上都漕傅谏议》一诗，诗中 “山川何萧条，田畴尽荒秽。饥民走四方，饿殍填道次” 的句子，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疾苦。

庆历六年（1046 年），苏洵携子抵达汴京。初到汴京，苏洵没有急于求见权贵，而是先让两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苏轼、苏辙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下，勤奋好学，才华出众，很快便在汴京的文人圈中崭露头角。当时的宰相韩琦听说苏家有两个才子，便邀请他们参加自己举办的文人雅集，苏轼、苏辙在雅集上即兴赋诗，文采斐然，赢得了韩琦的赞赏。

在韩琦的推荐下，苏洵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欧阳修。他恭敬地将自己的文章呈给欧阳修，欧阳修接过文章，起初并未在意，以为只是普通的文人作品。然而，当他读到《权书》中的《六国论》时，不禁眼前一亮。文中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的观点，深刻独到，论据充分，文风雄健，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一口气读完了苏洵的所有文章，对苏洵说：“先生的文章，见解深刻，文风质朴，有韩柳之风，实乃当今难得的佳作。我一定向朝廷推荐先生。”

欧阳修不仅对苏洵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还亲自撰写了《荐布衣苏洵状》，向宋仁宗推荐苏洵。他在奏折中写道：“苏洵潜心治学，博通经史，其文章议论精警，有补于当世。臣愿陛下召其入京，授以官职，使其能为国家效力。” 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洵的名声很快在汴京传开，许多文人墨客都纷纷前来拜访，与他探讨学问，交流写作心得。当时的著名文人梅尧臣、曾巩等，都与苏洵结为好友，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抨击 “西昆体” 浮艳文风，倡导 “文以载道” 的古文写作，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力量。

嘉祐二年（1057 年），苏轼、苏辙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正是欧阳修。欧阳修十分欣赏苏轼、苏辙的文章，将他们双双录取。至此，苏洵与苏轼、苏辙 “三苏” 同列汴京文坛，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有人曾赞叹道：“眉山苏氏，一门三杰，皆有雄文传世，实乃文坛奇观。”

四、文学成就：纵横捭阖的 “苏文” 风格

苏洵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政论、史论、兵论等散文创作方面。他的文章以 “观点深刻、论据充分、文风雄健、语言质朴” 著称，被后世誉为 “苏文”，与韩愈的 “韩文”、柳宗元的 “柳文”、欧阳修的 “欧文” 并称，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代表。

在政论方面，苏洵的文章多关注社会现实，提出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他的《几策》是一组政论文章，包括《审势》《审敌》《重远》等篇，分别分析了当时宋朝面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审势》中，他指出宋朝当时存在 “官多、兵多、费多” 的 “三冗” 问题，认为 “三冗” 问题不解决，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他提出 “裁汰冗官，精简机构；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减轻赋税，安抚百姓” 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切中时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史论方面，苏洵的文章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六国论》是他史论文章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在这篇文章中，苏洵以战国时期六国破灭的历史为背景，分析了六国破灭的原因。他认为，六国破灭的根本原因在于 “赂秦”，即六国为了苟安，纷纷向秦国割地求和，导致自己的实力逐渐削弱，最终被秦国所灭。他在文中写道：“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这句话生动形象地揭示了 “赂秦” 的危害，成为后世引用的经典名句。除了《六国论》，苏洵的《管仲论》《范增论》等史论文章，也都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在《管仲论》中，他分析了管仲死后齐国衰落的原因，认为管仲没有为齐国培养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在他死后陷入混乱，观点新颖，论据充分，展现出了他对历史的深刻洞察。

在兵论方面，苏洵的文章多结合历史上的著名战役，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他的《权书》是一组兵论文章，包括《心术》《法制》《强弱》等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军事思想。在《心术》中，他提出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 的观点，认为将领要先磨练自己的意志，做到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才能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取得胜利。他还提出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战后养其心” 的战略思想，强调战争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注重军队的后勤保障和士气培养，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军事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洵的文章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在艺术上也具有很高的成就。他的文风雄健有力，语言质朴自然，摒弃了当时盛行的 “西昆体” 浮艳文风，体现了北宋古文运动 “文以载道”“简而有法” 的创作主张。他善于运用比喻、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例如，在《六国论》中，他用 “抱薪救火” 比喻 “赂秦” 的危害，生动形象；用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的感叹，表达了对六国因 “赂秦” 而灭亡的惋惜之情，情感真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五、教子有方：苏家文脉的传承者

苏洵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对苏轼、苏辙的教育，注重 “因材施教”“言传身教”，不仅培养了两个儿子的文学才华，更塑造了他们的人格品质，为苏家文脉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教育理念上，苏洵主张 “顺其自然，循序渐进”。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和特长，教育要顺应孩子的天性，不能盲目强求。苏轼天性活泼，思维敏捷，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苏辙则性格沉稳，善于思考，对历史、哲学有着深入的研究。苏洵根据两个儿子的不同特点，制定了不同的教育计划：对苏轼，他注重培养其文学创作能力，鼓励他多读书、多写作，学习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对苏辙，他则注重培养其思辨能力，引导他深入研究历史和哲学，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在教育方法上，苏洵注重 “言传身教”。他自己勤奋好学，每天都坚持读书、写作，为两个儿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常常和儿子们一起读书，一起讨论学问，遇到问题时，他不是直接告诉儿子们答案，而是引导他们自己思考、自己查阅资料，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有次，苏轼、苏辙在学习《左传》时，对 “城濮之战” 的战术产生了疑问，苏洵没有直接解答，而是让他们查阅《史记》《国语》等典籍，对比不同史料对 “城濮之战” 的记载，然后自己分析总结。通过这种方法，苏轼、苏辙不仅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更学会了如何研究历史、如何分析问题。

苏洵还十分注重培养儿子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他常常给儿子们讲述历史上忠臣义士的故事，如屈原、岳飞等，教育他们要 “以天下为己任”，将来无论是否为官，都要关心国家大事，为百姓谋福利。他在《名二子说》中，对苏轼、苏辙的名字进行了解释：“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