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有人想动手否定毛主席，胡乔木提出不再称“毛主席”，改叫“毛泽东”，但黄克诚将军听完总觉得别扭，当场要求胡乔木把称呼改回来！   要理解黄克诚将军那句“别扭”背后的千钧重量，我们必须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走出特殊时期，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激流之中。   对历史，特别是对毛主席的历史功过进行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是当时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的重大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统一、社会稳定和政治走向的现实政治问题。   胡乔木同志的建议，正是在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宏大背景下提出的，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肩负着厘清历史、总结经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任。   在他们的思考中，用语规范化、去个人化，是建立一种更理性、更制度化的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步骤。从纯粹的文本起草和理论构建角度看，这个建议有其自身的逻辑。   但历史从来不只是冰冷的文本和逻辑，黄克诚将军的反应，代表了许多从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走过来的老一辈革命者最真切、最朴素的历史感受。   对于他们而言，“毛主席”这三个字，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职务称谓，它是在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中，在长征的雪山草地上，在延安的窑洞灯火下，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里，共同熔铸的一个历史象征。   这个称呼里，凝结着那段艰难辉煌岁月里全党全军同志的信任、爱戴和共同奋斗的记忆，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个称呼是旗帜，是方向，是凝聚人心的力量源泉。   黄克诚将军本人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切肤之痛的老人，却坚决反对在历史评价中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更对轻易改动那个承载了复杂历史的称谓感到不适。   他的“别扭”，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整体观在起作用，他警惕的是，轻易改变一个深入人心的符号，可能会在无意中滑向全盘否定历史的危险边缘，可能会伤害无数人民群众的感情，也可能割裂历史的连续性。   这场称谓风波，最终以采纳黄克诚等老同志的意见而平息，“毛主席”的称呼在人民群众的口语和情感世界里保留了下来，而在党的正式文献和历史决议中，则更多地采用了“毛泽东同志”这一既庄重又体现党内平等原则的称谓。   这个看似微小的调整结果，实则体现了当时党中央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它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而是在理性评价与历史情感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这种平衡的集中体现，既毫不含糊地指出不足，又旗帜鲜明地肯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长远意义。   这种“功绩是第一位的，不足是第二位的”基本评价，成功地统一了全党思想，维护了党的团结，为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稳定的政治基础。   回望这段往事，我们能得到许多超越具体事件的启示，历史评价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评价一个深刻塑造了国家民族命运的复杂历史人物。   它需要严谨的史料、客观的理性，同时也无法完全剥离时代的集体情感和记忆。   黄克诚将军的“别扭”，正是一种宝贵的历史直觉的体现。他警惕的是对历史采取“一刀切”的粗暴态度，无论是神化还是妖魔化，都是对历史真实的不尊重。   健康的、对民族未来负责的历史观，应该是辩证的、全面的，能够将巨大的功绩和沉痛的错误都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不是陷入简单的歌颂或批判情绪。   胡乔木同志最初的建议，其指向的建立规范化、制度化政治文化的方向，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也具有其前瞻性。   一个成熟的政治体，终究要逐步从对个人的过度依赖和情感投射，走向依靠制度、依靠集体智慧、依靠法治的轨道，后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脉络，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   这场关于一个称呼的讨论，像一滴水珠，折射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思想领域探索的艰难与审慎。   它告诉我们，处理重大的历史问题，既要有“破”的勇气，直面错误，澄清是非，也要有“立”的智慧，尊重历史延续性，珍视精神传承，在变革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这不是和稀泥，而是一种基于对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深刻考量的政治成熟，正是这种成熟，使得中国能够平稳地度过那段关键的历史转型期，没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也没有回到僵化封闭的老路，而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毛主席”或“毛泽东同志”时，我们更应理解的，是这称呼背后所代表的那段波澜壮阔、充满经验教训的历史本身，以及从评价那段历史的过程中所淬炼出的实事求是、辩证看待历史的宝贵方法论，这或许才是这场“称呼风波”留给我们最恒久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