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之上，生命权更重：入境检测与婚检告知的公共安全逻辑艾滋病防治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责任的试金石。当前法律对故意传播艾滋病已有严苛制裁——明知感染仍不采取防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可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最高量刑堪比重伤害案件。然而，法律的威慑力需以预防机制为前提：入境强制筛查和婚检结果双向公开，才是阻断传播链条的治本之策。入境检测：国门第一道防线的必要性根据《口岸艾滋病预防控制管理办法》，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已被明确禁止入境。但现实中，仅依赖入境前的境外检测证明或自愿申报，存在漏洞。例如，部分国家检测标准宽松，或感染者隐瞒病情入境后长期居留，增加传播风险。若在口岸实施普筛，不仅能直接拦截输入性病例，更可避免后续追溯的司法成本。反对者常以“隐私权”质疑，但当个人健康信息关乎公共安全时，隐私权应让位于生命健康权这一更高位阶的权益。婚检告知：对“知情同意”的彻底贯彻《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感染者有义务告知性伴侣，但依赖自律显然不足。湖北某医生因在婚检中陷入“告知伴侣被投诉，不告知致感染被追责”的两难困境，正是制度缺位的缩影。法律应明确婚检机构的“有限告知权”——当一方检测阳性且拒绝告知伴侣时，医生有权在疾控机构监督下通知对方。这并非侵犯隐私，而是对伴侣生命权的兜底保护。云南、广西等地已试点“医疗部门督促告知”机制，值得全国推广。打破误区：公共利益优先并非歧视有人认为强制检测是“标签化”感染者，但真正的反歧视在于保障感染者的治疗权与受教育权，而非纵容隐瞒。例如，艾滋病大学生身份是否公开的争议，核心在于区分日常接触与高风险行为——日常交往无需公开，但性伴侣、医疗操作等高风险情境需确保知情。制度设计应精准聚焦风险环节：入境筛查保护国民健康，婚检告知保障婚姻诚信，二者均以“不伤害他人”为底线。结语：艾滋病防治需打破“绝对隐私”的迷思，在公共安全面前，知情权重于隐瞒权。守住国门与婚检两道关，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