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被蒋介石派人秘密处决。可令人奇怪的是，在行刑前，中统调查科长徐恩曾特意下令：用铁链子穿透顾顺章的肩胛骨，这是为何？ 一九三五年春天，苏州反省院的院墙后面搭起行刑架。 顾顺章被押到木桩前，瘦得只剩一副架子。负责执行的人接到一道补充命令：不用绳子，换铁链，从肩胛骨穿过去锁死。这句话出在徐恩曾嘴里，中统调查科的当家人，很清楚眼前这个人从来不安分，死前一步都要防。 往前翻十来年，这人还站在共产党那一边。 一九零四年，他生在上海，做过钳工，和青帮有牵连。 一九二四年入党，一九二六年被选去苏联学政治保卫和武装暴动，化妆、魔术、爆破、心理学一股脑塞进脑子。一九二七年回国，白色恐怖压着上海，在六大当上中央委员，又在特科管第三科，带着“红队”专门收拾叛徒，后来还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算得上要角。 位置高了，人也飘了。 他爱出风头，爱女人，舞台常去，变魔术、喝花酒都不避讳。 陈赓骂过，将来八成要看见他叛变。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这句话在武汉应验。他化名“化广奇”登台，老情人陪在身边，台下一个投了国民党的旧部把他认出来。 很快，他被押进武汉绥靖公署，身上搜出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审讯没有用刑，他主动把中共在上海乃至别处的组织、负责人、联络点全盘托出，后来恽代英、蔡和森、向忠发等人相继遇害，上海地下网络几乎被拔光。 叛变以后，他成了两大特务机关抢的“现成教科书”。 徐恩曾把他收到中统，办特务训练班。学员起初看不起这个“变节分子”，听了几堂课才发现，他对伪装、尾随、开锁、爆破都门儿清，还会拆解人心，教怎么打入对方内部、诱降、布“细胞”。 徐恩曾让人整理讲稿，编成《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在中统内部流传。 军统不甘心，戴笠向蒋介石要手谕，把顾顺章连同一百多名学员一并划到军统。 新的特训班里，他天天念叨“以领袖意志为意志，以领袖行动为行动，做领袖忠实耳目”，又把绑架手段分成取笑型、殴斗型、扒窃型、错位型、艳情型。军统也请人记下，整理出《说服劝慰手册》，当成必修课。中统只好找借口把人再要回来，同时安排人盯着他的言行。 顾顺章也不是老实待在一个碗里的人，身在中统，还暗暗帮军统办事，嘴上不太把谁放在眼里，心里又打算自立山头，拉旧部另起一个特务团体。 到了这一步，他在两边眼里都成了“活炸药”。处理的办法，就是送进苏州反省院名义上“反省”，实际半软禁。一九三五年春天，那句“铁链穿肩”的命令送到行刑场，一并锁住的，是这个人身上所有可能再翻盘的风险。 同一时代，也有人往另一头走。 范纪曼就是个典型。四川梁山人，黄埔军校六期，与罗瑞卿前后脚同学，北伐上过战场，在重庆干过地下工作，带学生上街。 一九三零年前后，他奉调上海做联络员，刚上手就撞上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组织被连根拔起，他第一次被捕，三个月里老虎凳、辣椒水轮番上阵，靠家里托关系才被捞出牢门，那时主力已转到江西中央苏区，他一度和组织失联。 日本侵略加重，他以抗日学联主席身份，带五千多学生到南京请愿，在政府门口逼蒋介石表态抗日，又在机关翻译文件，顺手抄下机密情报送给北平市委负责人，以为总算把线接上。 没多久那位书记叛变，他第二次落网，只能靠潜伏在高层的同志费大力气把人保出来。 后来他和刘逸樵在上海闹市开书店当幌子，重新和延安党中央接上线，还搞到日军准备在诺门罕调集重炮兵团、企图重击苏联的绝密情报。情报送出第二天，苏联空军抢先出击，把日军炮兵阵地炸得稀烂，他在报纸上看见，心里那口气才落地。 抗战结束后，他还在上海周旋。杨靖宇将军的弟弟杨树田和地下党李一鸣被关进提篮桥监狱，他和黄埔同学李时雨合计，穿上国军少将军服，扮成“范高参”，坐军用吉普闯进监狱，当面质问监狱长沈冠三，最后先把杨树田提走，人就这么救出来。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炮声压近上海，他在城里为迎接解放做准备。 给同志沈寒涛送了一本书，结果成了第三次被捕的线索。沈寒涛被抓后顶不住，把他供了出来。他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地址在威海卫路一四七号，所长徐少元把能用的刑具都在他身上试了一遍，仍旧问不出话，只好在他名字旁边画红圈，定为枪决。 那天夜里潮湿闷热，他被押着走向外面，走到拐角，沙哑着嗓子要去厕所。 押他的看守停了停，只说一句“去吧，早去早回”。 他钻进黑影，猫着腰摸到竹篱笆前，第一次爬上去就摔下，引得警报大作，又咬牙爬第二次，翻出墙，钻进上海弯弯绕绕的弄堂。 上海解放后，他回到公安队伍，在上海市公安局干到退休，活到八十四岁。 那位说“早去早回”的看守是谁，他没再多提，只留给后人两个猜法：要么是早已被策反的同志，要么只是一个心灰意冷、随口放行的小兵。 铁链穿肩的顾顺章，和在竹篱笆前第二次往上爬的范纪曼，同在一个年代里拐弯，各走各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