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时，给我们留下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留下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留下了5000亿斤粮食、500万吨棉花，20多亿美元、600多吨黄金，2万多公里的铁路，100多万公里的公路，8万多座水库，开发了无数个的矿山和油田。他离去时留下的是大寨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石传祥精神、张秉贵精神、焦裕禄精神，留下了一个风清气正、精神旺盛，乾坤朗朗的中国风情风貌。” 人们提起毛主席离开的那一年，总会先翻这张大账。 这份家底最要紧的，是活在其间的人。 新中国刚站起来那会儿，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不少人刚过中年就被病痛拖垮；不到三十年时间，人均寿命拉到六十五岁，整整多出三十年。 人口在这段时间里翻了一倍多，表面上是人多了，实底是更多孩子熬过战乱和饥荒，站在田埂边、厂门口，知道自己还有明年。 要多活下去，不光要有饭，还得识字。 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起步时文盲占八成多，十个人里八个只能按手印。 二十来年大规模扫盲，文盲率压到两成以下，上亿人认字、看报纸、能记账，会在纸上写出自己的名字。对比同样新建的印度，六十多年后文盲率还在三成左右徘徊，这几行数字把两条路的差别写得很直白。 社会上的另外一刀，砍在“黄赌毒”身上。 旧社会习以为常的烟馆、赌档、妓院，被一夜之间连根拔掉，黄、赌、毒一起清算。街头巷尾开始讲拾金不昧，夜里很多地方可以“夜不闭户”，单位大院里比谁更肯吃亏、谁敢当“活雷锋”，雷锋、焦裕禄、张秉贵、石传祥这些名字，就是在这种空气里被一点点喊响，慢慢被抽象成一块块“精神招牌”。 吃饭的账更不绕弯，毛主席掌舵的那些年，全国物价三十年里基本没怎么往上蹿，工人工资却翻了一番，老工人嘴上说紧，心里明白手里的钱比以前硬气。 靠什么托底，靠全国义务修起来的八万多座水库，靠铺到田间地头的河渠，靠一锹一锹挖出来的“风调雨顺、旱涝保收几十年”。 在这样的基础上，十亿人的饭碗基本端稳，“既无内债、亦无外债”才写得上去。 有了饭、有了字，轮到工厂和机器登场。 新中国刚起步时，街面上到处是洋钉、洋火、洋车、洋油，连火柴都得进口。 毛主席顶着压力搞工业，二十来年让一个农业国完成工业化，搭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钢铁、机床到化工、电器一块块垒起来，拼出高、中、低一整条工业链。 与此同时，“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这些尖端成果冒出来，一个原来处处要加“洋”字的国家，开始拿自己的本事往世界桌上放。 这些东西要落地，还得有路、有水、有矿托着。 2万多公里铁路，把矿山、工厂和港口拴在一起，100多万公里公路，把县城和乡镇串成一张网，8万多座水库藏在山沟里，矿山和油田从荒滩、戈壁深处被一点点刨出来。物质账单那头，是20多亿美元外汇、600多吨黄金，等到毛主席走的那一年再回头看，就知道这不是写在嘴上的数字，而是那套家底结出的硬果子。 对外这摊事，更像一盘随时可能翻面的棋局。 抗美援朝打出去的时候，中国刚喘过气，就撞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把对手顶回三八线，既没把国家根基打穿，也把“惹不起”三个字刻进了对方脑子里。 后来一场场边境战争，有人爱概括成“战无不胜”，争议有，结果也在那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赶出国门，中国和周边迎来半个多世纪相对安稳的局面。 外交棋局则从“被围起来”走向“坐到桌边”。 毛主席在世时，中国同世界一百八十个国家里的118个建交，被不少亚非拉国家视作“第三世界领袖”，政权进入联合国，成了常任理事国。 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北京，被看成是一记姿态；北方边境的珍宝岛战斗，从苏联手里把小岛夺回来，等于当面对两大阵营摊牌。后来美军从越南撤军，乒乓球在两个国家之间飞来飞去，改革开放找到了机会，这一串变化，很难从他身上剥离开。 当这些事一件件压在时间轴上，人已经不在了。 毛主席逝世后的十天内，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发来唁电、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联合国总部那天也把旗放到半空。 有记者写了一句：“9月9日下午4时这一刻，地球像是慢了一拍。”情绪可以夸张，数字不好编，这份分量就摁在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