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骂遍民国名流，为何没人敢暗杀他？民国特务沈醉蹲点数日后，无奈放弃还道出了原由：罩着他的人，实在太多了！ 民国那些年，街上火药味重，说话重两句，人就可能不见。 鲁迅偏不管，天天在报上扎人，从军阀扎到政客，从旧礼教扎到当权者。 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这阵子，军统特务沈醉奉命，在上海北四川路石库门外蹲了大半个月，眼睛对着鲁迅家门。楼里情形明明白白：白天伏案写稿，晚上灯光不灭，学生、青年作家、工人轮着往上跑，门口没见过那种冷清。 特务要找的是巷子空、门口冷，好下手收场，沈醉懂得利害，真要动手，炸起来的不是一条弄堂，最后只能回一句：这人不好碰，罩着他的人，实在太多。 这“罩”，多半是鲁迅自己几十年写出来、混出来的。 《狂人日记》《阿Q正传》《祥林嫂》《记念刘和珍君》一篇接一篇，礼教“吃人”、国民窝囊、底层悲苦、血案暴行，都被摊在纸上。 段祺瑞那边只敢让报馆改字，不敢去掐作者脖子。 新文化运动那些年，这些文章在学生、知识分子手里传来传去，一个作家的名字慢慢长成一面旗，谁对着这面旗开枪，就是在和一整片读书人过不去。 鲁迅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刺头”。 早年在日本留学，经许寿裳介绍挂名进过光复会，同章太炎、陶成章打过交道。光复会垮了，里面不少人去了后来国民政府。 一九一二年，他进教育部，当过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被袁世凯接见，做过教育部佥事。北大、厦大、中山大学先后请他讲课。照资历看，他在体制里算老面孔，学生、同僚散到报社、学校、机关，提到这个名字，总会多看一眼。 上层那摊人事，更绕几圈。 孙中山去世、廖仲恺遇害之后，国民政府里广东和江浙两股人马角力，江浙帮慢慢占上风。 江浙人里有一圈“绍兴会”，蒋介石、蔡元培在圈里，鲁迅也是绍兴人。 清党那年，鲁迅因挺学生进了黑名单。蔡元培写信送到蒋介石案头，说得明白：鲁迅这种人杀不得，杀了，读书人的心就散了。 批示下来的，是“算了”两个字。 鲁迅后来被教育部开除，蔡元培又把他请进中央研究院，挂特约研究员，每月三百块。有人去告状，说他拿着这笔钱骂“老板”，蔡元培回“学术自由”四个字，当众把他挡在身后。 三十年代，白色恐怖压下来，鲁迅那支笔越写越硬。 他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又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里做常务委员，杂文一篇接一篇，把军统头子戴笠骂成“不折不扣的反动头子”，把国民政府写成靠暗杀和通缉维持局面的政权。 看上去是在往枪口上撞，却总差半步。 公开文字里，几乎看不到“蒋介石”三个字，多是“某公”“当权者”“后台老板”。周建人在回忆里说得直：真要点名，就只剩流亡，文章到不了那批该醒的人手里。 鲁迅清楚这点，一直让话拐着弯捅人。 蒋介石那边，对这个“麻烦人物”也有算盘。一边把他列进通缉名单，一边又有人进言，说不如干脆除掉。蒋介石回话时提到，教育部不少高层和鲁迅相熟，真要下狠手，文化圈要闹起来。 一九三六年鲁迅病逝，他托上海市长送花圈，题“鲁迅先生千古”，又拿出十万元治丧费，多少算是留了分寸。 罩在上面的，还不止国内这层关系。 鲁迅被浙江省党部通缉后，在日本朋友帮忙下搬进上海日租界。 北四川路那幢房子，落在“治外法权”的地盘上。 租界有自己的巡捕和法庭，谁要在这块地方做掉一个名声在外的作家，事情很快会变成外交麻烦。那时候，鲁迅的文章已经被译成外文，一些外国记者在稿子里，把他叫作“中国的高尔基”“中国文化的良心”。 他在上海的安危，被当成观察这届国民政府的一面镜子。 日本特务打起绑架他的主意，风声被记者捅出去，美国方面提出抗议，英国领事馆发照会，国民政府只好加派人手在他家附近“维护治安”，生怕日本人抢先一步，自己反倒成了背锅的一方。 宋庆龄这一条线，是更硬的一堵墙。 左联五烈士被杀后，鲁迅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字里行间压着怒气。特务头子徐恩曾嚷着要“严办”鲁迅，宋庆龄电报先到，说鲁迅是“国宝”，谁动他，谁就在政治上自毁名声。 鲁迅病势加重那年，军统暗排过计划，想在他往返医院的路上做手脚，宋庆龄写信去南京提醒：这要是出了事，会登上世界报纸。 蒋介石批下“严禁骚扰”四个字，那份计划也就只能烂在抽屉里。 绕到最后，所谓“罩着鲁迅的人太多”，说的是这些力量叠在一块：早年革命阵营的资历，教育部和名校积攒的人脉，新文化运动里树起来的名声，上海日租界和国际舆论带来的目光，一层压着一层，让动手的那一方，总觉得这颗子弹打出去，不太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