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源于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纪念从1840年起牺牲的英雄。奠基时，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宣读碑文草案。工程1952年8月1日开工，碑高37.94米，正面毛泽东题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字，背面碑文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内容涵盖三年、三十年和从1840年起的三段历史。1955年工程进入碑文阶段，林徽因考虑背面约150字内容的空间有限，建议采用楷体确保清晰。正面已用毛泽东行草，她强调前后风格协调。在讨论中，有人建议毛泽东续写，但她认为不宜。彭真听取情况后推荐周恩来书法，其字苍劲似颜体，端庄凝重。众人同意，林徽因拜访周恩来，他应允书写。从那天起，周恩来练习书写，写了40多遍，第一稿审视后重写，在政务间隙调整笔画。两月内选定一版，送设计小组。刘开渠查看后赞工整有力，周恩来询问不足，指出转折处再改。反复打磨后定稿。 碑文定稿后，工程转向材料选定。周恩来指示使用本土石料，团队勘探全国，选择青岛浮山花岗岩，质地均匀坚硬耐腐蚀。工人们采下重300吨碑心石，加工减至103吨，运送15公里到青岛火车站，再专列运北京。放大字体用幻灯机投影，周恩来字扩大20倍，每字高2米多。魏长青描线，参考颜体来源，确保笔画神韵。雕刻时，正面鎏金五次，背面三次，用132两黄金。浮雕汇聚艺术家，梁思成与林徽因设计纹饰，林徽因病中坚持绘稿。1958年4月22日完工，5月1日揭幕，广场50万人聚集，国歌奏响。纪念碑用13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搭建，底座十幅浮雕描绘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历史事件。兴建委员会1952年5月成立，彭真任主任，梁思成和郑振铎任副主任。设计征集全国140多方案，分类讨论，最终定塔形碑身。碑顶形式争议大，1954年11月彭真宣布用建筑顶，即梁思成林徽因初主张。碑面向北，周恩来拍板，考虑广场布局。 林徽因在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中，始终追求民族形式的表达。她在新中国成立后，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如在国徽中结合天安门城楼形象和五星图案，确保视觉上的民族特色。在纪念碑项目中，她负责底座浮雕纹饰，强调与整体建筑的和谐统一。她的贡献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对文化传承的坚持。纪念碑的设计过程体现了领导、群众和专家的结合，历时六年多，从征集方案到最终确定，反映了集体智慧的应用。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虽受肺病影响，但她仍积极参与委员会工作，推动方案的民族化调整。 梁思成在纪念碑设计中，提出碑顶采用中国古建筑形式，如须弥座和碑身结合，避免西方风格的简单复制。这一建议在争议中被采纳，确保了纪念碑的中国特色。彭真作为北京市市长，在城市规划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主持天安门广场改造，将纪念碑定位为广场的核心建筑，与周边环境协调。周恩来的书法在碑文应用中，体现了其对颜真卿字体的传承，笔画稳健有力，适合楷体要求。毛泽东的题词则提供了碑正面的核心内容，八个大字成为纪念碑的标志。整个建设过程涉及多领域专家，如雕塑家刘开渠参与浮雕设计，确保历史事件的准确描绘。 纪念碑的石材选择体现了自力更生的原则，青岛浮山花岗岩的选用，经过全国勘探，确保耐久性。碑心石的运输从青岛到北京，使用专列，体现了工程的组织力度。鎏金工艺的采用，周恩来特批黄金132两，用于字体的镀金处理，提升了视觉效果。浮雕部分描绘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个历史场景，涉及172个英雄人物形象，展现了人民斗争的历史。兴建委员会在郑振铎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方案分类，如地面平铺式和塔形体，最终选定后者以突出庄严感。 碑顶的设计曾有多种意见，如采用人物雕像或简单碑形，但最终确定为传统建筑顶，体现了梁思成夫妇的坚持。碑身的朝向定为北面，考虑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布局，便于瞻仰。揭幕仪式后，纪念碑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列入名单。2024年作为北京中轴线部分入选世界遗产，凸显其文化价值。林徽因1955年4月1日因肺病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享年51岁，未见建成。她的工作在纪念碑中留下了民族形式的印记。 彭真继续领导北京建设，主持多项城市规划，如中轴线的保护和扩展，1982年退休，1997年4月26日逝世，享年95岁。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因病在北京305医院去世，享年78岁，其书法永留碑上。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享年83岁，其题词与碑文共存。纪念碑的碑文和浮雕成为核心部分，涉及历史、建筑、绘画、雕塑等多领域。它的建设过程体现了新中国早期建筑的集体努力，从奠基到完工，历经多个阶段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