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行驶在107国道上，天刚亮起来，后座坐着八十岁的郑彩清，前排是他四十多岁的儿子郑军飞，车里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引擎的声音，后备厢里塞着馒头、轮椅和几包药，这趟出门不是回老家，是去湘雅医院，父亲准备给儿子捐肾。
郑彩清认为这件事必须去做，他的儿子患上尿毒症已经透析了三年，家里的钱快要花光了，他听说邻村有位母亲捐肾给自己的孩子，母子两人都活了下来，他想自己身体还能活动，血型也匹配，不捐肾脏也是白白浪费，他总是念叨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这话听着像是责任，其实更像一种执念，他这一生没有享过什么福，能帮儿子一回，就算值得了。
郑军飞心里却在打鼓，他知道透析能撑住一阵子，但拖下去早晚要出事，可是让他爸爸去挨那一刀，他实在不敢细想，在透析室里见过有人走了，也见过家属哭到崩溃，他最怕的是万一父亲手术后出事，自己这辈子都得背着“是我害死我爸”的念头，他宁可自己一直熬下去，也不想让爹冒这个险。
医生丁翔接下这个病例,按照常规做法,六十五岁以上的人通常不能捐献肾脏,但他见过七十多岁捐献成功的例子,国外甚至有九十岁的案例,郑彩清的血型是A型,她儿子是O型,本来配型不合适,但现在有办法先置换血浆,再用药物抑制免疫反应,硬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更复杂的是,术前检查发现老爷子腹主动脉上长了一个动脉瘤,位置离肾动脉只有一厘米距离,做手术时需要同时处理这两个问题,风险增加很多,没人能保证一定成功,但也没有人出面阻止。
郑彩清这一辈子，就没有为自己活过，年轻时候想去当兵，体检通过了，因为家里穷，只能回家种地，2017年摔伤颈椎以后，走路都费劲，全靠儿子和儿媳照顾，家里装了摄像头，怕他摔倒没人知道，这次捐肾之前，他才第一次做全身检查，以前从不看病，不是不怕病，是怕花钱，怕拖累家人。
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以前是父亲支撑这个家，如今轮到儿子承担所有事情，郑军飞每周要做三次透析，体重掉了三十斤，还得从工作中抽空请假，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赶回父母家，给他们做饭、换煤气罐、修灯泡，他不是不想歇一歇，而是心里清楚父亲年纪大了，要靠他撑着，捐肾这件事，表面上是救儿子的命，其实是儿子想再帮父亲一次——当年父亲拼命把他养大，现在他想用自己的命换父亲往后安心生活。
郑军飞在汨罗市当基层干部，工资不高，医保报销有限，去外地看病很难，没有专门补贴，单位也不管这些事，他请了病假，工资少了一半，生活过得紧巴巴的，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农村的中年人，上有老人要照顾，下有孩子要抚养，一旦生病倒下，整个家庭就会跟着垮掉，医疗系统里存在的那些漏洞，最终都要普通人自己来承担。
检查做了七回，每回医生问郑彩清怕不怕，他都直接说不怕，护士张小琼看到他很配合，抽血、拍片、做心电图，怎么安排他都愿意跟着做，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查出问题来不能捐，他不怕疼，也不怕死，就怕自己不够资格救儿子。
手术那天，医生站在手术台前，看着那根紧挨着肿瘤的肾动脉，只有一厘米的距离，却决定着两个人的性命，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器械的声音，郑彩清闭着眼睛，郑军飞在隔壁房间等待，他们都没有提到成功或者失败，只是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做。
在血管瘤和肾动脉之间,隔着那一小段距离,这距离比什么都沉重,这不是医学上的难题,而是这对父子用生命在走的道路,没有人知道最后会怎样,但两个人都没有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