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爆发，八路军各部在平型关、阳明堡机场等地取得小胜后，迅速挺进敌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多个根据地，与日寇展开旷日持久的鏖战。与此同时，各根据地积极开展扎实的基层工作，大搞经济建设，并立足地方实际，减轻贫苦农民负担，恢复生产。

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征收救国公粮条例》，推行“二五减租”，即将广大佃农租种地主土地的地租，削减25%。同时，取消广大乡村普遍存在的高利贷，改为“一分利息”，即民间借贷年息不得超过10%。要知道，此前地主阶层征收的地租至少也是田地里一半的收获，借贷的年息至少也要30%。

“二五减租”、“一分减息”无疑极大损害了地主们的利益，但在当时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又有战力卓绝的八路军撑腰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遵照实施。但晋察冀边区毕竟也是国民党第2战区辖下的正式行政单位，而且无论第2战区司令阎锡山还是执掌更高权力的蒋介石，都视边区如骨鲠在喉，如果这些地主们去向阎锡山、蒋介石告状，说不定会有用。

但实际上，减租减息随后推行了7年，并没有因告状遭到阻挠。

首先，行为合法。无论“二五减租”，还是“一分减息”，虽然让地主们收益大打折扣，却并未触犯当时国民政府的法令，即便按照蒋介石之流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高利贷方面也有相关的约束。

换句话说，以往地主们收高租高息都是违法行为，不过以往国民党政权管控不到位才长期存在，久而久之竟让所有人当成了理所当然。如果真的捅到明面上，恐怕不仅现在的标准要继续执行，以往的那些“违法所得”估计也要追缴，细算起来立即就能让大家破产。

其次，求告无门。此时，随着武汉会战的结束，蒋介石及其幕僚们已经退入西南大后方，避居陪读重庆，与晋察冀边区相隔数千里，不仅隔着黄河、长江等天险，中间还横亘着日寇占领区，主要交通线也被日伪军占据，边区的人办不了所谓的“良民证”，根本难以通行。

找不到蒋介石，只能去找边区的上级行政机构——第2战区司令部，毕竟晋察冀边区还是战区司令阎锡山批准设立的。但随着山西的沦陷，阎锡山早已逃过了黄河，躲到了第1战区辖区内的陕西宜川县秋林镇，要想横穿山西去找他，难度不亚于去重庆。

当然，即便真有人不避艰险、不辞辛苦跑到重庆或者宜川，也见到了蒋介石、阎锡山，但晋察冀边区军政两界也根本不会搭理；当然，真要有用还可以去陕甘宁边区，但想到那里告“减租减息”的状，无异于痴人说梦。